1945年，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对内战爆发的判断为什么会出现反转？

发布日期：2024-12-21 00:01    点击次数：50

1945年5月8日，希特勒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当时正值中共七大开会期间，毛泽东估计，国内还需要经过一个较长的战略反攻阶段，日本才会投降。

由于美国投放原子弹，苏联出兵东北，加速了抗战的最后胜利。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据胡乔木回忆：“尽管我党在七大时已作了迎接最后胜利的部署，但胜利这么快就到来了，还是使我们感到很突然。”

整个局势在短时间内发生急转直下的变化，无数新问题一下子涌来，需要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迅速作出决断。

在复杂的局势中，毛泽东首先抓的最重要一手，就是要迫使华北和华中处在八路军和新四军包围中的敌伪军向我投降。8月10日，朱德总司令向各解放区抗日部队发布命令：要求他们向附近的敌军送出通牒，限他们在一定时间内缴出全部武器；如果日伪军队拒绝投降缴械，应该立即予以消灭，接收他们所占的城镇和交通要道。

8月11日，延安总部又连续发布六道命令，要求各解放区武装部队向敌伪所占地区和交通要道展开积极进攻。

中共中央连续下达如此急迫的命令，是因为这样的进攻意义十分重大，如果成功，就能迅速占领一部分大中城市，获得一大批武器和战利品，进一步扩大解放区。这是八路军、新四军抗战八年，应该获得的胜利果实。

此时的蒋介石也紧盯着抗战胜利的果实。国民党军队的主力退缩在西南和西北地区远离敌占区，但蒋介石利用其合法的地位，于8月11日下了三道命令：“一是命令国民党政府军队‘积极推进，勿稍懈怠’；二是命令解放区的人民军队‘原地驻防待命’；三是命令伪军‘反正’后‘负责维持地方治安’”。

针对蒋介石这一命令，毛泽东于8月13日为八路军集总司令朱德写了致蒋介石的电报。电报表示：我们认为这个命令你是下错了，并且错的很厉害，使我们不得不向你表示：坚决拒绝这个命令。

针对剥夺八路军、新四军受降权的行为，毛泽东表达出极大的愤慨，发出了至抗战以来对蒋介石最强烈的谴责。他在延安干部会议上的讲演中讲道：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蒋介石，大家知道，是一个极端残忍和极端阴险的家伙。他的政策是袖手旁观，等待胜利，保存实力，准备内战。现在他要下山了，要下山来抢夺抗战胜利的果实。

毛泽东在为新华社写的评论中，称蒋为“中国法西斯头子独夫民贼”、“人民公敌”。毛泽东以辛辣的语言揭露了蒋介石的反动面貌：在中国，有这样一个人，他叛变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他将中国人民推入了十年内战的血海，因而引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然后他失魂落魄地拔步便跑，率领一群人，从黑龙江一直退到贵州省。他袖手旁观，坐待胜利。果然，胜利到来了，他叫人民军队“驻防待命”，他叫敌人汉奸“维持治安”，以便他摇摆摇摆地回南京。只要提到这些，中国人民就知道是蒋介石。

但最终的结果是，由于蒋介石拥有合法的地位，使侵华日军只向国民党军队投降。中共中央设想要力争一批抗日战争胜利的果实就得不到了。

对于抗战胜利后八路军、新四军无法获得应该得到的胜利果实，毛泽东确实是义愤填膺。这样的结果，可以说既出乎毛泽东的预料，其实也没出乎他的预见。在七大的口头政治报告中，毛泽东曾预估了抗战胜利后，共产党将会面临的十七条困难。其中他预估的第五条困难是：抗战胜利后伪军摇身一变，挂起蒋介石的旗子，欢迎蒋介石，欢迎阎锡山，使我们很不好办。日本人撤出的地方，他们马上就占了，我们来不及。我们要有这种精神准备。

毛泽东气愤归气愤，但并不是手足无措，而是已有一定的思想准备。能争取得到抗战胜利果实，占领一些大中城市当然最好。得不到，也有最坏的打算，这就是毛泽东的伟大之处。

毛泽东更坏的打算是抗战胜利后内战会立即爆发。

可以说，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一直对发生内战的危险处于高度警惕和戒备状态，并不断告诫全党。他说：党中央再三再四地讲明内战危险，使全国人民、全党同志和党所领导的军队，都处于有准备的状态中。他就是要唤起人们对于内战危险的注意，使党员和军队早有精神准备。这一点很重要，有这一点和没有这一点是大来不同的。

现在，抗日战争突然结束，国共关系由于蒋介石立即下山抢夺抗战胜利成果而变的十分紧张起来。这也强化了毛泽东对蒋介石可能要立即发动内战的判断。

据胡乔木回忆：“毛主席一度认为，内战危机十分严重。”

对于蒋介石在抗战结束后有可能立即发动内战的判断，从毛泽东在8月11日和13日的文章和讲话中可见端倪。

8月11日，毛泽东在《关于日本投降后党的最主要任务》的党内指示中提出：国民党可能向我大举进攻，我党应准备调动兵力，对付内战，其数量和规模依情况而定。

8月13日，他在延安干部会议上的讲演中，主要讲了发生内战的问题。他指出：必须清醒地看到，内战危险是十分严重的，因为蒋介石的方针已定了。按照蒋介石的方针，是要打内战的。蒋介石要坚持独裁和内战的反动方针。同日，毛泽东还为新华社写了一篇评论，题目是《蒋介石在挑动内战》。评论指责蒋介石“从头到尾都是在挑拨内战，其目的是在当着国内外注意力于日本无条件投降之际，找一个借口，好在抗战结束时，马上转入内战。抗战一旦结束，内战危险立即严重地威胁全国人民，这一点难道还有疑义吗？”

毛泽东也已经意识到，此次蒋介石要发动内战，必然会得到美国的支持，他直接把美国与中国的内战联系起来。毛泽东指出：蒋介石完全是依靠美国帝国主义的帮助，把美国帝国主义作为靠山。独裁、内战和卖国三位一体，这一贯是蒋介石方针的基本点。美国帝国主义要帮助蒋介石打内战，要把中国变成美国附庸，它的这个方针也是老早定了的。

毛泽东并不是惧怕内战，但他希望“内战越推迟越好，越对我们有利。”为此，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始终坚持以统一战线和舆论宣传为斗争武器，与蒋介石试图发动内战的倾向展开尖锐斗争。

按照毛泽东在七大会议的估计，抗战还将持续一年半左右的时间，他提出在这段时间内进一步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并能够从日寇手中夺取一些大中城市，发展自己的正规军。

但是，战争很快就结束了，我党的力量没有来得及得到预期的发展。此时如果爆发内战，加之蒋介石又有美国的强大支援，对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必然会形成巨大的打压和冲击。

虽然一直以来，毛泽东把尽力阻止和拖延内战的发生视为上策。但此时内战即使真的发生了，毛泽东也有思想准备，他已经有了“准备吃亏”的思想。他在七大的讲话中已经充分预估了内战带来的困难：“准备被他们占去几大块根据地。”“被他们消灭若干万军队。”

在思想上充分估计了各种困难，作了最坏打算的情况下，毛泽东可以说时刻都准备着接受发生内战这一事实。

毛泽东肯定有信心与蒋介石在战场上的较量，他的信心来源于共产党握有人民战争这个最强大的斗争武器。他说：“人民得到的权利，绝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如果蒋介石一定要强迫中国人民接受内战，为了自卫，为了保卫解放区人民的生命、财产、权利和幸福，我们就只好拿起武器和他作战。”他满怀信心地说：“我们能够依靠自己组织的力量，打败一切中外反动派。”

8月14日，日本宣布投降。就在同一天，延安却收到了蒋介石发来的电报，邀请毛泽东到重庆“共定大计”。对中共中央来说，这又是一个出乎预料且很突然的情况。

日本投降后，毛泽东因蒋介石阻止八路军、新四军接收抗战胜利果实，而对蒋口诛笔伐，并判断内战可能很快就爆发。现在，蒋介石却突然伸来橄榄枝。

如何应对蒋介石的邀请？收到电报后，毛泽东并没有立即作出同意与否的决定，他需要判断蒋介石真正的意图。

16日，毛泽东起草了由朱德致蒋介石的电报，提出了六项主张要求蒋回答。同日，毛泽东直接给蒋回电说：“朱德总司令本日曾有一电给你，陈述敝方意见，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

毛泽东在电报中没有直接回答是否与蒋会见，而是向蒋提出了举行会见的先决条件。从朱德电报所提的六项主张的内容来看，毛泽东必定能够料到蒋介石不会应允，这就等于是在当前局势下拒绝了与蒋的会见。

8月20日，蒋介石发来了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的第二个电报。该电一方面以“此次受降办法，系由盟军总部所规定，分成各战区，均予依照办理，中国战区亦然”为借口，拒绝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8月16日电报中提出的有关对日受降问题的要求；另一方面则再次打着和平建国的旗号“恳词”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蒋的电报并未对16日朱德电报提出的六项主张给予任何答复，只对受降问题找个借口加以推托。

蒋介石既然闭口不谈中共提出的六项主张，按常理分析，毛泽东就应该拒绝与蒋介石会见。实际情况是，收到蒋介石第二封电报后，22日，毛泽东却未再提会见的条件，给蒋回了一个简短的电报：“鄙人极愿与先生会见，商讨和平建国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晋谒。兄弟亦准备随即赴渝。”

毛泽东为什么对于与蒋会见的态度很快发生了转变？这与他对国内外形势的重新认识和判断有关。

8月23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对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形势作出了新的判断：现在的情况是，我国抗日战争阶段已经结束，进入了和平建设阶段。全世界包括欧洲、东方，都进入了和平建设阶段。

由“和平”替代了“内战”，这就是毛泽东对形势判断上出现的最大转变。

在讲话中，毛泽东仍然讲到了侵华日军受降的问题，但在语气上已较此前大为和缓。他说：蒋介石利用其合法地位，使侵华日军只向国民党军队投降，我们想争一部分受降权而不可得，因为我们没有合法地位。我们只能承认这个事实，这不是不力争的结果，我们只能在得不到大城市的情况下进入和平阶段。

毛泽东在讲话中对总体形势判断有了新的结论：和平是可能取得的，因为中国人民需要和平，苏、美、英也需要和平，不赞成中国打内战。中国过去是大敌当前，现在是疮痍满目，前方各解放区损失严重，人民需要和平，我们党需要和平。国民党暂时也不能下决心打内战，因为它的摊子没有摆好，兵力分散。

在毛泽东看来，无论国内、国际，各方面都需要和平，因此他得出结论：“内战是可以避免和必须避免的。”

鉴于对形势的判断，毛泽东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的口号，作为党在新形势下的指导方针。对于是否赴重庆谈判，毛泽东也作出肯定的回答。

8月26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中宣布：“我去重庆的问题，昨晚政治局七位同志同若飞同志商谈，决定答复魏德迈的电报，去。这样我们可以取得全部主动权。”

对于今后的斗争策略，毛泽东确定：主要的当然还是进攻，是在和平中的进攻。他确定的具体斗争策略是：大城市进行和平、民主、团结的工作，争取我党的地位，不取军事占领政策。力争占领小城市及乡村，迅速设法占领运河沿线及串场河沿线各城市，将苏中、苏北、淮南、淮北打成一片。部分会有退却。解放区一万万人口，一百万军队，蒋介石是不会承认的。我们要准备有所让步，在数量上作些让步，以取得合法地位，以局部的让步换取在全国的合法地位，养精蓄锐来迎接新形势。对这种让步我们要有准备。另一方面，我们还要准备在合法工作中去进攻，利用国会讲坛去进攻，要学会作合法斗争。

又进攻，又退却，还要学会作合法斗争。可以说，在与蒋介石的斗争中，毛泽东充满了智慧，运用的策略有进有退，有攻有守，各种情况都已在预料之中，完全掌握着谈判的主动权。胡乔木回忆说：“重庆谈判是战后国共两党斗争的关键一着，毛主席下了非常高明的一着棋。”

8月28日，毛泽东和周恩来、王若飞从延安飞抵重庆，与蒋介石举行谈判。

蒋介石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并非真心实意地要与中共商谈和平建国大计。从众多的史料中可以看出，他只是在做表面文章。一是给美国人看。据说美国政府不希望中国发生内战，所以他要主动摆出与中共和谈的姿态让美国人看。二是给全国公众看。蒋介石邀请毛泽东的第一封电报刚发出两天，国民党《中央日报》就将电文公开发表。第二、第三封电报也立即在《中央日报》公开发表。蒋介石的意图曝露的非常明显，就是要让全国公众知道他有急切和谈举动，打的是舆论宣传战。三是给中共看。如果毛泽东拒绝到重庆来，就给共产党安上拒绝谈判、蓄意内战的罪名，把战争的责任推到共产党身上，使自己在政治上处于有利地位。

蒋介石以自己的心理估计毛泽东是不敢冒险来重庆的。但是，他完全失算了。毛泽东坦然来到重庆，令蒋介石措手不及，因为他并没有为谈判有所准备。

胡乔木回忆说：蒋介石再三邀请毛主席赴重庆共商国是，但国民党方面并没有准备认真谈判。在毛主席抵渝当天，蒋介石才匆忙召集会议讨论谈判方针。

在蒋介石的思想上，仍然抱着根深蒂固的反共态度，虽然要与毛泽东面对面地谈判，但实际上，他既不打算承认中共的地位，也不打算以两党协商的方式解决问题。

其实，此时的蒋介石仍然在以十多年前的老旧眼光和思维方式看待共产党的力量。据已公布的蒋介石在重庆谈判期间所写的日记，他照旧使用“共匪”的字眼。他于9月17日以命令形式向内部重新颁发了在十年内战时期手订的《剿匪手本》，指令各部队要在“剿灭共匪”的作战中切实遵行。“共匪”虽是咒骂，但也透出了蒋介石轻蔑共产党的态度。

岂不知，中共经过八年抗战的千锤百炼，已经壮大到拥有百万军队的军事实力和一万万人口的根据地。蒋介石却视而不见，仍以十几年前对待几万“共匪”的态度和方法对待现如今的共产党，其傲慢态度可见一斑。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对共产党仍抱着轻视的态度，仍想以一本十年前的《剿匪手本》来剿灭共产党，他的如此谋略，为其政治和军事前途可以说已经埋下了致命的伏笔。

毛泽东是抱着极大的诚意来到重庆，如果蒋介石能认真面对现实，能深刻反省国民党存在的问题，能诚心与毛泽东共商和平建国大计，毛泽东是准备好在政治上做出让步，是想为治国的方略贡献智慧。在七大书面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已经设计好了建设民主国家的蓝图，国共两党又有坚守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共识，重庆谈判本是可以创造奇迹的。

但是，由于蒋介石仍然牢牢抱定独裁统治的思想，心怀为剿灭共产党而与共产党谈判的鬼胎，更壮着有美国这个后台的撑腰，使他错失了一次历史性的机遇。

重庆谈判历时43天，最后只形成一份《会谈纪要》。毛泽东和蒋介石虽然有合影和举杯，却没有达成可以共同签字的协议。历史留给蒋介石的机遇瞬间而过，一场不可避免的内战终将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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